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中国中西部大多为不发达、欠发达地区，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费困难、发展不够是其显着的特征，表现在县级及以下乡村基层尤其如此。经费困难、发展不够的现实直接形成了中国中西部基层反腐倡廉建设的三大机制性障碍。这些机制性障碍的存在，损害了党风政风，侵蚀了基层政权的正常功能，如不引起高度重视，长此以往必将诱发灾难性后果。
一是 “异化”的基层运转经费供给机制。中国中西部基层机构经费运转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致于早些年一直称之为“保吃饭”财政，现在添加了一个“保运转”。一般来说，目前中西部县乡机构人员（不包括垂管部门）人平每年财政公务经费预算约为1500元到3000元之间，村级经费财政预算每年每村约为50000万元左右（包括村干部个人工资）。透过以上数据可以知道，一个单位预算的经费每年支付水电费、公积金等费用显得捉襟见肘，至于办公用品、公务用车、差旅费、招待费等日常支出乃至办公用房维修维护、解决群众切实困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支出等等费用则没有稳定的预算。
但既然是日常支出和维稳支出，就必然会实际发生。于是就生发了一个基层运转经费供给渠道“异化”的问题，而且这种“异化”逐渐演变为中西部广大基层干部职工见怪不怪的的一种经费保障机制。那就是在上级投资项目中“挤”、在经过的经费中“挪”、在管辖的企业中“要”，在区域外通过关系“讨”……。如一个乡镇政府机关每年支出的经费大约在80-100万元之间，财政预算加上财政分成资金大约为每年40-50万元，巨大的差额部分便要通过上述“异化机制”来完成。
今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网上晒账本这个政务公开新创举的“背后”，其实也隐含有经费不足、难以筹措的隐衷。为弥补差额，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常常一年内要将主要精力用在“找钱”上，干部们评价主要领导的标准也随之 “异化”为能否为单位“多找钱”上，对于在“找钱”中必然会出现的不符合反腐倡廉要求的种种行为，大家也都从“潜规则”的角度予以理解和包容。
二是“变味”的对口支援结对共建机制。对口支援和结对共建本身是两项非常好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不同层级工作机构的相互经济社会联系，取长补短，共建共进。
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口支援和结对共建机制因为缺乏制度性、法律性约束，通常被一句“讲政治、讲大局”的语言要求来作为约束手段，导致支援的力度和共建的深度弹性化、模糊化、柔性化。中西部基层要想在对口支援中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支持，就必须经常去先进发达地区层层汇报、联系。在这样的情境下，请客送礼也便成了自然之事，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结对共建也是一样，下级单位要经常到上级单位汇报、请求支持，中间自然也会滋生消极腐败问题。
现今，中西部基层干部职工中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先进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项目支持、争取到上级单位的帮扶，手段可以放开选择，至于党风政风在这方面可以作出点“牺牲”。在这样的行政生态下，包括纪检监察、审计机构在内的监督机构对此类支出均予以默认，达成默契和妥协。于是，“变味”的对口支援结对共建机制虽是“怪胎”，却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生、茁壮成长。
三是“变异”的项目申报向上争取机制。中西部地区因为本身不发达、欠发达的原因，经济社会项目投资能力很弱，客观上需要得到中央更多的项目建设资金，以改善民生，更好地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但中央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也不是很多，“僧多粥少”的局面长期存在，且拨给谁都一样，于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跑部钱进”便成为中西部基层的必须选择。为了争取有关部委支持，必然滋长出大吃大喝、高档消费娱乐、请托送礼等等不良社会风气。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金项目，或担怕自己地方吃了亏（没得到上级相应项目资金的平均数），许多地方相应部办委局都专门设立了争取资金，以备到上级机关找关系、寻门子之用，有的还出台了相应的重金奖励争取项目先进个人的政策。这种模式和机制现在已广泛地存在于中西部基层，因为都认识到“跑要”的重要性。虽然因为都在“跑要”，所以各地最终分配到的资金数额应该说也还是大致公平的。但这种“跑要”机制既降低了行政效率，又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同时也腐蚀了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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