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0、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维护着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的最低目标，人人都有提出社会救助申请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社会救助被许多人误解了，认为只要其提出申请，其要求就能得到满足。
　　社会救助资金是国家的专项资金，正因为是国家的钱，所以人们都千方百计想去沾点便宜。各种困难申请报告除送到办事员的手上，困难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有残疾人无收入来源的，有家人生病致贫、无劳动能力、患有各种疾病的，等等。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办事人员再向村级民政联络员了解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下发救助金。一些内行的人就从中看出了门道。变着花样来申请困难救助，都想去分享社会救助这块“唐僧肉”。认为这有的钱不拿白不拿，个人私欲占了上风，什么集体主义抛到一边吧！
　　须知，国家的救助金是用来救急的，是保障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是使救助群众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因此，如何使用国家的救济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材料11、为救身患重病的母亲，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袁雪华全家负债6万元，而此前她和弟弟两人的学费已惦全家欠债3万元。面对医院开具的30多张催款单和“不交款，就停药”的警告，袁雪华怀揣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多方求助未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媒体表示：“只要谁预付我2万元的工资给我母亲付医药费，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袁雪华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这类事件，让我们在为年轻人的孝心感动的同时，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该专心学业的大学生们做出这样无奈的选择？“救母事件”暴露了我国现行医疗救助制度的窘境。袁母身患胆管癌，6月份已有病状，9月份才入院治疗。6次入院共花费6万余元，每天的治疗费用约2000元。而医院规定一天的医疗费不交齐就停止治疗，袁母就曾中途被迫出院一次，病情恶化后才又维持治疗。
　　“救母事件”说明了当前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水平偏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救助经费增长更是微乎其微。有的在实施救助时过分强调“最低生活水平”，实际上只是起到道义上象征性的支持作用。并不能帮助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社会救助项目也较单一、大多是保障贫困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救助。现在，因病返贫、因教返贫的个人和家庭不在少数，相应的医疗和教育救助项目却成效不大。
　　材料12、洛南县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刘建农8月17日告诉记者，从去年2月尘肺民工王锦堂家属第一个拿到胜诉判决到现在，已有48名尘肺民工的案件审结，法院判决他们应得2万元至11万元不等到的赔偿。还有24名尘肺民工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预计到9月底72名尘肺民工案件全部可以审理结束。
　　但是，为尘肺民工做诉讼代理的山阳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周全忠说，法律让尘肺民工讨回了公正，但这个结果来得太迟。由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索赔过程千辛万苦，一些民工没有来得及等到结果便含恨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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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