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促成国家做减法的公共政策。应对通胀趋势，合理控制物价水平似乎好办一些。尽管有发改委专家宣称经济增长“须忍受更高物价”、高物价是强国的保证，但随着物价一路飞涨，加上近时期美联储大印钞票带来输入性膨胀，通胀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9日，央行副行长马德伦表示，不会放任通货膨胀加剧。
减税就比较难办了。我们知道，基本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征收更多税的天然倾向，我们的政府也是如此，不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都希望手中掌握着更多的财政资源，可谓多多益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杂志上撰文认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近来，一些新税种正在酝酿中，税费有可能继续增长。而在地方，大规模的征地拆迁、以及“拆村圈地”的背后无非是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增加财政收入。
而在民众这边，自然倾向于少缴税，越少越好。然而，税收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必需，公民不得不缴税。其实，人们对此是理解的，也愿意缴纳适当的税款，只是对过多的征税有怨言。由于征税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征税问题无疑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应当由民众来做决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由立法机关代表民众审议政府征税计划，制约政府的征税冲动。在我国，大多税种的开征和税率的增加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但是，也有一些税费的开征和增加费率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如果所有的征税事项都由最高权力机关严格审议，至少可以遏制税费的增加。
权力机关不仅审议征税，还审查税收的使用。但现实是，我国“三公消费”数额惊人，政府大手大脚使用纳税人集纳的公共资金，而权力机关预算把关松软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如果政府合理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民众就可以少交税金。而这有待权力机关严格监管政府开支。
综上所述，把税负水平控制合理范围内，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偏高、而居民个人收入偏低的局面，需要人大发挥好为民众利益代言、代表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决策的职能，回应民众对减轻税负进而提高收入的期待，当然，人大还可以在促成其他有利于“民富”的公共政策上积极作为。由此可见，“民富”有赖公民政治权利的强化，让公民能够通过实在且有力地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发挥影响力。
其实，除了公民政治参与不够，可能导致重要经济决策偏离“民富”之外，公民其他权利不彰，也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的增加。比如，由于一些地方对劳动报酬保障权保护力，不少企业长期压低、克扣甚至拖欠职工工资；再如，限制、挤压民间资本，损害人们经济自由权，而因此形成的垄断企业，抬高基本民生用品价格，增加民生开支，同时还带动其他物价上涨。因此，“民富”离不开公民诸多权利的张扬，即进一步落实公民各项权利，让公民有充分且可靠的机制、手段、渠道实现权利。
转自国家公务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