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看，建设法治政府不缺理念，缺实践；不缺问题，缺问责；不缺监督，缺有效监督。法治的要义在于权力被约束在法律之笼，法治的天敌是权力的独断专行。很不幸，一些地方领导对于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专权”仍津津乐道。最近发生的陕西富平公开示众两位访民的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然而富平官方仍然坚持错误，一方面回避“示众”的违法属性，一方面又辩解称“公开处理大会”的目的是“教育本人和教育群众”。显然，官员和民众在各说各话，一个超越地方党政领导的机构在这场违法闹剧中缺席了。这使得舆论认定的“示众违法”始终不能成为追究当事官员责任的依据。
“意见”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自觉接受监督”(第20条)和“严格行政问责”(第22条)。自觉依赖于官员的道德良心，道德是靠自我觉悟的；行政问责依赖于壮士断腕的勇气，而勇气对于上级官员来讲并不常有。
还以发生的富平违法示众事件为例。这样一件公然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堂而皇之地上演，当地主要部门的领导都端坐在主席台上，体内监督的失效可窥一斑。而示众早在22年前就已被国家法令明确禁止。这22年来，却从未听闻有推行违法示众的官员被问责。“官员何苦为难官员”，这就是异化后的自我问责。有这些潜规则在，也就不难理解富平官方为何违法在先，还能理直气壮向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媒体叫板。
有错必纠却不纠，有责必问无人问。无效的问责和监督，对应着一个难称健全的问责机制和监督体系。从各种文件中看，现有的问责基本停留在自我问责；现有的监督也基本停留在体内监督。当问责和监督在行政体系内自我运行，制度的异化和失范就是必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如此尴尬的现实提醒我们，光有对监督和问责的强调是远远不够的。强化监督、有责必问的前提条件，是谁来监督，谁来问责。换言之，谁来行使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谁又来保障这种监督和制约能够作用于行政权之上？
“意见”事实上也提供了答案。在强调人大监督的同时，“意见”指出，应“拓宽群众监督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
事实上，当下的媒体和记者并不缺乏曝光违法行政行为的勇气与道德担当。和前面的问题一样，支持舆论监督的关键在于“谁来支持”，“拿什么来支持”。被监督者往往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在报复媒体和记者上，他们动辄编织罪名，并派出警力跨省追捕。即便有些个案因为舆论声浪过于强大，地方被迫让步并纠正，这种侵犯监督权的违法行政也同样难以得到追究。
政治教科书教育我们，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事实上，民主与法治是互为保障的。当地方主要领导的官帽掌握在公民的选票，而不是上级官员个人的提携时，官员还敢违法行政吗？当公民的权利压倒了官员的权力，权力自然压不了法。
转自国家公务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