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40分，司机李中伟从家里开车出发。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他的喉管被割，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
Z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强制保险外，大都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会，一次性捐赠一年12 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客运管理处领导与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询问清楚此类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 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Z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编辑：南京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