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江苏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2)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闻。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难闻。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排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田，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5.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的一起铁路补偿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资源管理等领域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原总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村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窝案绝非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统计，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6.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7.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8.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9.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村，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村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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