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为了使宏观调控尽快取得预期效果，使当前面临的挑战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机遇，关键是要尽快确定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重点。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而提高居民消费力的关键则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福利性经济增长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但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同时下降到33.8%。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近一半的GDP用于扩大再生产，1/3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说现在是制造业能力过剩，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开工率只有60%；过几年可能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过剩，我们修的高速公路很漂亮，但是没多少车跑。不断增加投资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了，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无从实现。
所以，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10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即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近50%让老百姓消费，50%用于投资再生产、进出口。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消费零售总额可以增加40%到50%，经济增长可以获得强大的动力支持。
切好财富“蛋糕”
面对近两年国内的投资与消费比率的严重失衡，要以“提低、扩中、控高”为重点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大幅提高居民消费率。
“提低”就是首先要增加收入分配比较低的行业的职工的收入。比如要建立公司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的人事部门、工资部门要定期的公布行业的人工成本信息，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时候的一个参考。另外，对有些低收入的行业，国家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让利，那么政府对企业减税，企业对职工让利，来增加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
“扩中”就是通过增加职工的收入，使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有一个较快的提高。个人曾经做一个测算，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大概到2020年，我国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区间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基本标准，数量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现在要尽快使中等收入家庭的规模能够扩大，比重能够提高。
“控高”就是适当的控制高收入的家庭。高收入的行业通过行业的税收调节，同时应该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使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能够社会平均化，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另外，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的力度。对个人之间，主要是通过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来分配。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
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仍然居住在农村的6亿多人和两亿八千万农业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差距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增幅是3.2：1。这6亿多人的收入怎么能够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是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这六亿多人收入上不去，他们的消费水平上不去，那么我们要扩大消费、扩大内虚也就很难实现。那么这些人怎么增加收入？应该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器械化，规模化经营来实现。通过器械化耕作，劳动力可以由现在只能种六亩四分地种到几百亩地、几千亩地，劳动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也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到城里面打工。现在城市里一个农民工每月有2000~3000元的工资，如果两口子出来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六千块钱，一年可以挣到六万多，再加上土地转包的收入，一个家庭可以挣到七万块钱。按此标准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
因此，关键是要加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要引入社会资金。农业现在需要大量的投入，仅靠政府财政收入不行，财政只能起到一个诱导的作用，光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行，应该研究政策，引入社会资金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需要再增长2.22倍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12000美元)。中国能否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能否解决四大障碍：
中国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根据国际经验，高收入国家有三个重要条件，即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甚至超过，以及农民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当前，中国还有七亿农村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28%，在这样状况下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能否将现在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中国需要通过资助技术、产品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仅靠引进技术、外资不可能实现如此升级。
中国投资、消费比例扭曲能否转变。2010年和2011年中国投资率高达49%和48%，而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4%。中国如果不能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率，而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注定不可持续，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难度将越来越大。
第三产业发展能否获得大幅提高。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34%，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和20%左右。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是税负过重。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比第二产业增值税重三分之一左右。此外，中国对小微型企业和个体户营业税起征点过低，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通过“营改增”等财税方面改革，将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增长环境。据个人测算，如果中国通过税制改革，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将达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则我们服务业从业比重将提高16%。服务业增加、就业比重扩大，民众收入也就能够增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将给扩大人民增收带来强有力的支持。
当前，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人均GDP今年已达到5400美元，如果翻一番的话，将向人均1万美元冲击。1万美元是个关键点，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明显提高，人民个人的财富会明显增加，我们的社会公共服务、居民的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会明显提高，中国13亿人口将能够接近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