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会这样一个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传统”机制、又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中居于难于替代的重要地位的机构来说，请来有名望、热心公益又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不得不为的改革第一步，也是重塑红会社会形象与品牌公信力的重要一步。
从草根的角度打量红会首批“社会监督委员”们，大多的确算得上大大小小的社会名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也如红会所解释的，他们同时又大多是法律、财务等各种行业的精英翘楚。行业翘楚而兼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两者相加，意味着既有能力可以有效监督红会的财务账目、给项目做出合理绩效评估，又有自惜羽毛、维护个人社会名声或经营“品牌公信力”的必要，如果能够将“监督员”真正当作一个社会职责和志愿服务的重要岗位，比草根，则更有履行好责任的先天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的名人们向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前多年，许多名人只喜欢扮演各种公益活动的所谓“形象大使”，通常只是化好妆摆出各种姿势来拍照、走秀，将公益当成运作个人形象、打通社会资源的新平台，于社会及公众是否有益，并不放在评判选择的首位考虑。
红会的一小步与名人们的一小步，合成起来，未必是中国慈善事业改革的一大步。如果红会不能真正立定心思将捐助账目乃至自身运作全过程晒在阳光下，监督员们愈“独立”，可能就愈难实现对于红会庞杂项目的“明察秋毫”；如果名人们不能真正放下浮躁小我，不具备“独立”的品质与习惯，不能认真踏实地做一回社会监督的志愿服务员，明天的红会乃至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让人满心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