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退休年龄问题时，首先应当把握影响退休年龄的相关因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寿命延长则工作年限应当适当延长，反之亦然。二是劳动力供求状况。供过于求时当然不能延长退休年龄，供不应求时则不可能不延长退休年龄。三是受教育年限。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就需要相应地往后延长，否则便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少子高龄化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呈现老年化，就业人口的年龄必然会递增。当然，还可再列出一些因素，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及少子高龄化现象均已不可逆转，而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从战略上讲，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前述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判断，讨论这一重华图共政策问题的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延迟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延迟、从什么时候开始延迟的问题。
2008年初，我们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作为中国社保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项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三大举措。一个目标是：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三大举措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这一研究结论的基本依据包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在持续延长。预测到2020年达77岁，2030年约80岁，2050年前后约85岁。二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在发生深刻变化。少子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越过顶峰后呈现递减的态势。三是代际公平的需要。即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若不及时调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从而直接损害代际养老负担的公平。四是性别平等的需要。即女性应当具有与男性平等就业及基于劳动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五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即再经过30-40年的努力，中国应当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劳动强度会大为减轻，从而会为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创造相应的条件。六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比较与参照。发达国家大多在上世纪中后期将退休年龄调整到65岁左右，一些国家甚至延长到了67岁。将基准退休年龄定为65岁并争取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作为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应当是我国理性且合理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