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慧的生意史

关于智慧的生意史
——谁堪最具“钱景”的市场和“朝阳产业”

□特约撰稿 钟溪

教育产业的列车将开往何处？  麦圈/摄

    两千多年前，孔子坐于杏坛之上，泗水、洙水环城而过，松阴柏影间书声朗朗。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句话的大意是，“只要能送我十条干肉做见面礼，我就不会拒绝收你做学生。”
    那时候的孔子绝无可能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新主张，但也并非力推慈善教育的大手笔，他只是有言在先：我也是要收费的。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虽每人交的东西多寡不均，但即便只有一半按照此标准来缴纳学费，堆起来的肉干，也是蔚为大观了。
    一千多年后，也已四处开坛讲学的朱熹曾为孔子辩解：“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暂不论宋朝的CPI 究竟如何，十条肉干的学费，若是放在近几年的中国，确实如朱子说的，真是太薄了些。
    2011 年的暑假刚刚过去，翻翻账本，家长们为孩子交出的各种夏令营、培训班的学费少则几千、多则数万，与孔子当年收取的几条肉干相比，不禁要喟叹一声，何其多哉。
不只是家长和学生们在为各种培训而奔忙。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多元化和细分化程度，已经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当下，业余时间去培训充电早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潮流。各年龄层人群对教育的集体重视，无疑成为促成近几年教育培训市场井喷式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但教育市场的形成却只有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可能。
    1999 年，教育市场在“ 高校扩招”的号角声中前所未有地躁动。各类培训全面铺开，一些先行进入的机构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到了2004 年，教育部开始全盘审视“教育产业化”概念，人们也开始反思教育产业化等社会事业产业化的提法和做法。到了2008 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公共教育的产业化步伐逐步放缓，教育的公益属性则不断被提及。但客观上，传统学校教育改革的滞后、不断叠加的就业压力，以及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部分放权，均为非公教育市场的高歌猛进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方面，“前高考时期”的教育培训如火如荼：赢在起跑线上的早教班、增加升学筹码的奥数班和特长班、另辟蹊径绕过高考去海外留学的预备班、考试提分的辅导班等等，目标单一指向明确——一切为了能上好大学；另一方面，“后高考时期”的教育培训更是琳琅满目：为了一技傍身、为了考研、为了出国留学、为了考上公务员，你需要考四六级、雅思、托福、驾照、CPA、CTA、CFA、司法考试，还有公务员的国考、省考等等，为了应对这些考试，你如果需要，可以找到不止一家培训机构为你提供相应的课程辅导。
    美国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开始进行教育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的旨在减少和克服公立学校体制的“垄断”与“官僚”，扩大儿童和家长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市场化进程与之有着某些相通之处。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教育市场已逐渐由单一化的学校教育步入了多元化的社会教育，由统一化的课本教育衍生出更注重个性需求的产品教育，由开放式的公共事业演变成半私人的个体行为，选择的部分权利再次交回到我们手上。只是，与公益性质的学校教育不同，名目繁多的教育培训也有着不菲的价格。
    以教育市场中较为高端的MBA教育为例，2011 年，北大、清华和复旦等国内一流院校的MBA班平均学费涨至18.8 万元，较之2010 年的12 万元，上涨幅度超50％，而根据北京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50415元。同样，针对少年儿童开设的马术、高尔夫等标榜为贵族运动的培训更是从学费上就把普通家庭的孩子挡在了门外。
    这些需要大手笔的教育投入，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已经成为了高端投资。如果说公立学校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教育必需品，却又面临着资源紧张的困境，那在教育培训这一奢侈品上，我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囊中羞涩的尴尬。
    近几年，国内教育培训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大，世界著名风险投资机构和中国教育培训机构也多次成功联姻。有统计数字显示，预计到2012年，整个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9600 亿元，教育培训市场已被公认为是最具“钱景”的市场之一和“朝阳产业”。教育培训的内容日益细分，消费群体分层明显，产品设计不断出新，培训结果快速有效，产业数据漂亮有力，资本跟进热情不减……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现状也在极力凸显着当今中国的时代特点。
    我们在教育培训中与之共同进化，教育培训也跟随着时代一起演变，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断映照着彼此的影子。可以乐观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依旧会活力四射、野蛮生长。而我们期待的目标，还远未到达。

    华图十年·产业特刊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