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造假理应当头棒喝-申论时评

　　因推荐材料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等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所获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日前撤销。这是我国首次因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

　　在学术造假风气屡禁不止的今天，这个消息来得很是时候。对广大学人，是一个警醒，而对社会，则是一个引发思考的契机。

　　去年，由于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李连生被西安交大取消教授职务，解除聘用合同。先前，西安交大杨绍侃等6名老教授就李连生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连续两年多实名举报，其间，老教授们不断被校方领导约见。

　　校方甚至表示，“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把此事来龙去脉一理，才发觉曲折故事中，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造假者过得很滋润，剽窃包装浑不怕，一路绿灯把奖拿，出了事还有人“护犊子”。而举报者却举步维艰，老教授一度投告无门，只得上网发文，还被李连生以名誉侵权告上法庭。若不是倔强的老人们锲而不舍，恐怕结果还不好说。

　　这种反差，其实也道出了学术造假之易、打假之难的现实困境：造假成本太低，回报太高；发现几率不高、查处难度不小。相比造假之风的猖獗，治理的方式还需改进，力度还需加大。

　　去年，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强调，对于学术造假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诚信建设方面绝不让步，从严惩处治理学术腐败行为。“零容忍”，不仅是态度，更需在制度上和监管上得到切实体现。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在学术体系与利益关系、行政框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今天，遏制学术造假，不能依赖学者的道德自觉、学术自律，急需制度尤其是法治力量的治理。

　　目前，对学术造假的处理，存在两个需要破除的瓶颈。一是管理主体不得力，我国尚缺乏独立而统一的学术腐败专门处理机构，往往通过内部处理，导致相关部门要么袒护阻挠，要么处罚过轻。二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在防范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司法机关也很少介入学术造假的调查处理，这种缺位一方面使治理手段缺乏法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处理往往局限于道德声讨、人事调整等层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难以应对学术造假频发现状的挑战。

　　想起了一则旧闻：1981年，著名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发表文章，首次公开向学术腐败现象宣战。这些事串起来想一想很有意味，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一国科技创新事业来说，到底哪些事情是真正需要做好的？别忘了，还有尚待求解的“钱学森之问”。